从宋辽贸易结构看，两国外交正常化对哪一方更加有利？:涿州请灵符
建隆元年（960），赵匡胤通过“陈桥兵变”篡夺后周政权，建立宋朝涿州请灵符。历经宋太祖与宋太宗两朝君臣的不懈努力，最终于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成功收复北汉，基本完成国内的统一。可在太平兴国四年北汉主投降以后，宋太宗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妄启宋辽全面战争的祸端，而将宋辽两国拖入战争的泥沼之中。
澶渊战时辽军的情况并不乐观涿州请灵符。可宋朝的纵深队列并不足以将辽军全数留下，反而可能令其背水一战，这种战争风险是宋辽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的。双方最后达成和议：宋朝继续占有关南地区，可每年需输十万两银兼二十万匹绢作为岁币，交换关南实际占有权。自澶渊之盟缔结以后，宋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。
宋太祖时期，宋辽双方的外交关系已趋于正常化，并在遣使往来过程之中，逐渐形成了贺正旦使、贺生辰使及接、送伴使制度，两国通过涿州和雄州知州之间的“书信之约”来进行外交沟通涿州请灵符。在澶渊之盟以后，宋辽进一步建立起一套相对正式的外交制度，将原本宋太祖时期的外交惯例确认下来。“自契丹修好，岁遣使交聘”，除了特殊情况以外，“真宗与北蕃谋和，约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，彼此不遣泛使”。
两国邦交的正常化，使得边境贸易逐渐繁荣涿州请灵符。在澶渊之盟以前，宋辽榷场的设置并不稳定，常因两国关系的恶化而中止，也因非常规化而未设官署。至澶渊之盟缔结以后，仅河北便设置了四大榷场，“终仁宗、英宗之世，契丹固守盟好，互市不绝。”而河东地区亦有振武军、保州、朔州等榷场，河北沿边的定州、涿州和飞狐口以及河东沿边的代州、九梁津亦曾有互市。直到宋金海上之盟签订以前，宋辽榷场贸易络绎不绝。
从宋辽贸易结构来看，辽国主要出产羊、橐驼及少量的马，而宋国则出售茶叶、纺织品、瓷器、矿物（如铜、锡）以及香药、象角、北珠等奢侈品涿州请灵符。宋真宗景德三年（1006）双边贸易刚刚恢复之时，宋朝官方“岁获四十余万”，已超过了岁币额数，且随着双方贸易规模的扩张，这份收益还在继续扩大。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，香药库使张逊奏请置香药榷场，预计“岁可得钱五十万贯”；宋仁宗时期，“茶法极弊，岁犹得九十余万贯”，而在变更茶法以后，至政和二年后茶利最高额达400余万贯。尽管我们无从得知宋政府到底从宋辽贸易之中获得多大的收益，可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对于宋政府来说显然更为有利。